仇和旋风过后
石鹏飞是第一个提出“仇和新政”概念的学者。他对仇和层满怀期待，希望仇和能弥补云南与发达地区的“古代与现代的差距”。
在昆明，仇和的“休克疗法”为昆明带来了二环路和地铁，出租车司机也评价，“如果没有仇和，今天的昆明会彻底堵死”。
早在仇和来之前，当时作为政协委员的熊思远就曾提案，“城中村是昆明绕不过去的一道坎”。不止一位“城中村”居民表示，“很愿意被拆迁”。因强拆而引发风波的宏仁村党支部书记杨文明也承认，城中村的改造“是正确的，只是方式有问题”。
昆明市一位官员的评价是，“仇书记对于程序和法规没有概念，对是否越界也没有概念，政府部门几乎经常以违规的方法在做事”。
这名官员对一个细节记忆犹新。仇和曾带着政府官员和开发商到泰国考察，在一个寺庙，仇和准备拜佛时，一旁的开发商们送上了大把美元，仇和接过之后，对左右的随行人员说，“我这不是贪污，我这是为昆明人民祈福。”用开发商提供的美元“捐了功德”。
这名官员说，能否接受开发商的钱是原则问题，但似乎仇和认为，只要目的正确，这个过程就没问题，所以，他才会在众人眼皮底下接过钱。
一位政府部门人士有一次随同仇和视察滇池，仇和站在山上，发现有一块地正准备开发，随即指示，“这一块地要给我改成绿地”。
其时，该地块已经拍卖给了当地某知名企业进行开发，土地证已经下发，招商也已开始。但随从人员无人指出并反对。
仇和转身对着一位市领导说，“你怎么看？”这位市领导只能接话，“我只有一句话，按仇书记的指示办！”
不止一名官员总结，仇和的强势改革很多都是违规推动，而如今，程序正义已经成为了社会共识，仇和那种违规改革的做法早已经过时了。“仇和旋风”，为昆明留下成绩，但也带来了对法治和程序的伤害。
离开昆明前，仇和曾反思，“如果自己的性格再温和一些、领导艺术再讲究一些，或许就会避免因工作要求严厉、批评人较多而伤害少数同志的感情”。
仇和落马后，原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杨维骏为当年“仇和新政”的争议下了新的结论，“以人治推动法治，实际上就是人治，以不民主推动民主，实际上就是不民主”。
新京报记者 胡涵 实习生罗婷 江苏宿迁、云南昆明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