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花千芳(右)与周小平
“文艺工作座谈会”来了“体制外”作家花千芳和周小平
不是我们出色，只因我们是网民一员
用“暴得大名”来形容花千芳和周小平并不过分。10月15日，习近平在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参会的72位文艺工作者名单曝光后，人们发现其中的70个人都是成名已久的艺术界内人士，只有两个人——花千芳和周小平，除了“网络作家”的标签，他们是谁、来自哪里、将去何方，这三个终极疑问竟一时难住了媒体。
其实，既然是网络作家，那就从网络寻求答案。在百度百科上，花千芳的简介是：长期活跃在美言、天涯、铁血等论坛的草根农民网络作家，作品以传递正能量、弘扬中国梦为主基调，代表作《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周小平在新浪微博上的自我介绍是“互联网资深分析师”，代表作有《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等。
日前，两位网络作家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同为“体制外”作家，虽然他们走的道路不同，但都走得“活色生香”。
我从“网”上来
中国青年报：作为年轻的网络作家，出席如此“高大上”的“文艺工作座谈会”，是否感到意外？
花千芳：是中国作协出面邀请我。我是辽宁省抚顺市作协的会员，好歹也是“圈里人”，就没把自己当外人。他们跟我说有个“文艺工作座谈会”请你过来听一下，不用发言，穿便装就行。我就以为是培训课，有这样的机会到我身上，还挺高兴。也不知道怎么挑到我，就去了。下了火车，他们告诉我，会议是习大大主持召开的！我就懵了。我抓着对方的肩膀问：“真的？真的？真的？”
周小平：我还好，在开会前并没十分关心(这个问题)。
中国青年报：这是否意味着像你们这样的“体制外”人士，成为文艺界重要角色？
花千芳：我去年加入抚顺市作协，可一直觉得自己在“体制外”。作协又不给钱，我还得每年给它交50元会费。这次请我去参加会议，可能是国家对互联网越来越重视的结果。这个结果落到我身上是一个偶然，但这件事的产生是一个必然——不请我也会请别人。并不是我特别出色，只因为是网民的一员。
“体制外”作家和“体制内”作家都很重要。必须要有一些大师去做深度的研究、写作，但这些作品可能不适合普通人看。我愿意承担这样的角色——把大师思想的精华“翻译”成老百姓愿意看的。
周小平：中央党校不是说“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吗？既然互联网已经是一个在文艺战线上非常重要的平台，高层就没有理由视而不见。
中国青年报：你们觉得自己和在座的其他作家相比，除了一个是在书上写，一个是在网上写，还有哪些不同？
花千芳：最大的区别，就是传统作家重深度，网络作家更重广度。有人看不懂传统的、高深的东西，但又需要充实自己，怎么办？就需要我们这些人来做“快餐文化”，或者叫“大众文化”。
我对“快餐文化”这个词不满意，因为现在这群做“快餐文化”的人，已经走得太“远”了——一味地追求金钱，没有道德底线。只要做文艺工作，就应该宣扬真实、美丽的东西，为文明进步做点贡献。我不反对市场化运作，我们需要挣钱。我在写书的时候也鼓励大家多挣“小钱钱”，但一定要有道德底线。
周小平：说良心话，在场的人都很知名，在各自领域有相当的成就和影响力。而我们本身水平很有限，影响力也小很多。我们去的一个意义，可能在于我们这些80后，既有强烈的国家认同感和家国情怀，又熟悉当下的民意表现形式，像网言网语、微电影等。
“体制外”年轻人成功靠什么
中国青年报：作为“体制外”的青年文艺工作者，你们觉得自己“成功”靠什么？外部的成才环境怎样？
花千芳：我不认为自己成功，我只是作为一个网民代表参加了这个会。就我以前的经历来说，“体制外”的文艺工作者都非常困难，主要是生存来源没有保障。尤其是网络作家，没有人给稿费，网站对网络作品往往是不用白不用。所以，我的主业是种地，写作必须是副业。
此外，我们没有发表作品的平台和渠道，向出版社投稿很困难。出版社连“体制内”作家都养不活，就不用说养我们这些“体制外”作家了。我投过好多次稿，编辑都不拆封，说“出版计划已满”，就给退回来了——这也不能怪他们，新人写手太多，要挑出一个有潜力的，任务繁重；万一新人的书卖不出去，还要赔钱。我参加了这个“文艺工作座谈会”后，才有一些出版社跟我约稿。
周小平：我觉得现在大环境很好，市场化运作已很成熟，一些网络作家挣得特别多。“天蚕土豆”一年1000多万元。文化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但文化也要取得市场的认可。因为，如果别人不愿意掏钱买你的作品，你的作品就没有意义——这不是市场决定论，而是，如果你的东西足够好，就一定有人愿意掏钱。当然，不能一味地迎合市场。
中国青年报：当年初出茅庐时，你们怎么克服困难？
花千芳：必须去适应环境。我的努力就是在网络上写作，只要我的文章能发出去，能让人看到就行。我不把写作当成生活保障。我今年写了接近100篇，2000～10000字一篇，也没挣什么稿费。基层作家想获得一点支持非常难——我觉得传媒平台是能不用就不用，用的时候能不给钱就不给钱，给钱的时候能少给就少给。
周小平：我觉得不会有人比当年的我更惨。我上学的时候，父母双双下岗，我上不起学就去当兵。当完兵，我一边打工，一边自考大学文凭。我到北京时，一个人都不认识，父母都在四川老家，亲戚没有一个当官的、有钱的，我怎么办？
我理解的“中国梦”不是让你躺在家里等着发财，而是给那些努力拼搏的人以机会。我在北京打工的前3年，经常别人早上9点钟上班，我早上6点钟上班；别人晚上6点下班，我凌晨一两点钟才回家；别的同事不愿意干的活，我全都拿过来干。
希望进入“体制内”吗
中国青年报：希望进入“体制内”吗？或者，希望国家给“体制外”的文艺工作者什么扶持？
花千芳：我不排斥这个事，也不热衷，都行。如果希望，就希望能有一个遴选的机制，给草根作家一个通道去展示自己。我们所有的文艺工作者，不管什么领域，都该有这样的机制，这一点《中国好声音》做得挺好。现在有些文学评选，必须要有推荐单位。评作品，以文章论英雄就行，干嘛要推荐单位？
周小平：说实话，如果让我去签约出版社，我还不乐意呢。我靠的是个人努力。这个社会需要个人努力和外界环境相辅相成。国家提供大环境，也不是说大环境好了就能发财。现在国家太平，经济增长、社会安定，其他的只能靠个人。我在打工的时候，中间有一段时间没找到工作，我也不去领失业金。我觉得自己不是弱者。
中国青年报：参加了“文艺工作座谈会”，人生计划会有改变吗？
花千芳：开完会，我坐着“地铁”——因为没有买到坐票，我在高铁车厢地板上坐了5个小时，回到了老家。回家后，媒体闻讯而来，采访都得“排档期”，不过估计过两天热闹也就消散了。
以后我会以写作为主业，种地为副业。这也是我一生的希望。当然，我的写作方向是爱国主义。现在负面声音较多，对国家产生了不利影响。我不反对批评，也特别希望听到批评。但我认为，一定要在批评的同时，提出可行的解决办案，那样批评才是有价值的，不然就成抱怨了。
周小平：我以前做Flash网页游戏，后来做类似“三国杀”的棋牌游戏。现在开一家文化公司，做出版、展会等文化活动。将来，我不会以写作为主业。我对挣钱的兴趣也蛮大。我写作是出于热爱，说我想说的话。本报记者蒋肖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