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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千芳和周小平:不是我们出色 只因是网民一员

中国青年报蒋肖斌 2014-10-21 10:3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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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千芳和周小平:不是我们出色 只因是网民一员

“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花千芳(右)与周小平

“文艺工作座谈会”来了“体制外”作家花千芳和周小平

不是我们出色,只因我们是网民一员

用“暴得大名”来形容花千芳和周小平并不过分。10月15日,习近平在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参会的72位文艺工作者名单曝光后,人们发现其中的70个人都是成名已久的艺术界内人士,只有两个人——花千芳和周小平,除了“网络作家”的标签,他们是谁、来自哪里、将去何方,这三个终极疑问竟一时难住了媒体。

其实,既然是网络作家,那就从网络寻求答案。在百度百科上,花千芳的简介是:长期活跃在美言、天涯、铁血等论坛的草根农民网络作家,作品以传递正能量、弘扬中国梦为主基调,代表作《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周小平在新浪微博上的自我介绍是“互联网资深分析师”,代表作有《请不要辜负这个时代》等。

日前,两位网络作家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同为“体制外”作家,虽然他们走的道路不同,但都走得“活色生香”。

我从“网”上来

中国青年报:作为年轻的网络作家,出席如此“高大上”的“文艺工作座谈会”,是否感到意外?

花千芳:是中国作协出面邀请我。我是辽宁省抚顺市作协的会员,好歹也是“圈里人”,就没把自己当外人。他们跟我说有个“文艺工作座谈会”请你过来听一下,不用发言,穿便装就行。我就以为是培训课,有这样的机会到我身上,还挺高兴。也不知道怎么挑到我,就去了。下了火车,他们告诉我,会议是习大大主持召开的!我就懵了。我抓着对方的肩膀问:“真的?真的?真的?”

周小平:我还好,在开会前并没十分关心(这个问题)。

中国青年报:这是否意味着像你们这样的“体制外”人士,成为文艺界重要角色?

花千芳:我去年加入抚顺市作协,可一直觉得自己在“体制外”。作协又不给钱,我还得每年给它交50元会费。这次请我去参加会议,可能是国家对互联网越来越重视的结果。这个结果落到我身上是一个偶然,但这件事的产生是一个必然——不请我也会请别人。并不是我特别出色,只因为是网民的一员。

“体制外”作家和“体制内”作家都很重要。必须要有一些大师去做深度的研究、写作,但这些作品可能不适合普通人看。我愿意承担这样的角色——把大师思想的精华“翻译”成老百姓愿意看的。

周小平:中央党校不是说“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吗?既然互联网已经是一个在文艺战线上非常重要的平台,高层就没有理由视而不见。

中国青年报:你们觉得自己和在座的其他作家相比,除了一个是在书上写,一个是在网上写,还有哪些不同?

花千芳:最大的区别,就是传统作家重深度,网络作家更重广度。有人看不懂传统的、高深的东西,但又需要充实自己,怎么办?就需要我们这些人来做“快餐文化”,或者叫“大众文化”。

我对“快餐文化”这个词不满意,因为现在这群做“快餐文化”的人,已经走得太“远”了——一味地追求金钱,没有道德底线。只要做文艺工作,就应该宣扬真实、美丽的东西,为文明进步做点贡献。我不反对市场化运作,我们需要挣钱。我在写书的时候也鼓励大家多挣“小钱钱”,但一定要有道德底线。

周小平:说良心话,在场的人都很知名,在各自领域有相当的成就和影响力。而我们本身水平很有限,影响力也小很多。我们去的一个意义,可能在于我们这些80后,既有强烈的国家认同感和家国情怀,又熟悉当下的民意表现形式,像网言网语、微电影等。

“体制外”年轻人成功靠什么

中国青年报:作为“体制外”的青年文艺工作者,你们觉得自己“成功”靠什么?外部的成才环境怎样?

花千芳:我不认为自己成功,我只是作为一个网民代表参加了这个会。就我以前的经历来说,“体制外”的文艺工作者都非常困难,主要是生存来源没有保障。尤其是网络作家,没有人给稿费,网站对网络作品往往是不用白不用。所以,我的主业是种地,写作必须是副业。

此外,我们没有发表作品的平台和渠道,向出版社投稿很困难。出版社连“体制内”作家都养不活,就不用说养我们这些“体制外”作家了。我投过好多次稿,编辑都不拆封,说“出版计划已满”,就给退回来了——这也不能怪他们,新人写手太多,要挑出一个有潜力的,任务繁重;万一新人的书卖不出去,还要赔钱。我参加了这个“文艺工作座谈会”后,才有一些出版社跟我约稿。

周小平:我觉得现在大环境很好,市场化运作已很成熟,一些网络作家挣得特别多。“天蚕土豆”一年1000多万元。文化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但文化也要取得市场的认可。因为,如果别人不愿意掏钱买你的作品,你的作品就没有意义——这不是市场决定论,而是,如果你的东西足够好,就一定有人愿意掏钱。当然,不能一味地迎合市场。

中国青年报:当年初出茅庐时,你们怎么克服困难?

花千芳:必须去适应环境。我的努力就是在网络上写作,只要我的文章能发出去,能让人看到就行。我不把写作当成生活保障。我今年写了接近100篇,2000~10000字一篇,也没挣什么稿费。基层作家想获得一点支持非常难——我觉得传媒平台是能不用就不用,用的时候能不给钱就不给钱,给钱的时候能少给就少给。

周小平:我觉得不会有人比当年的我更惨。我上学的时候,父母双双下岗,我上不起学就去当兵。当完兵,我一边打工,一边自考大学文凭。我到北京时,一个人都不认识,父母都在四川老家,亲戚没有一个当官的、有钱的,我怎么办?

我理解的“中国梦”不是让你躺在家里等着发财,而是给那些努力拼搏的人以机会。我在北京打工的前3年,经常别人早上9点钟上班,我早上6点钟上班;别人晚上6点下班,我凌晨一两点钟才回家;别的同事不愿意干的活,我全都拿过来干。

希望进入“体制内”吗

中国青年报:希望进入“体制内”吗?或者,希望国家给“体制外”的文艺工作者什么扶持?

花千芳:我不排斥这个事,也不热衷,都行。如果希望,就希望能有一个遴选的机制,给草根作家一个通道去展示自己。我们所有的文艺工作者,不管什么领域,都该有这样的机制,这一点《中国好声音》做得挺好。现在有些文学评选,必须要有推荐单位。评作品,以文章论英雄就行,干嘛要推荐单位?

周小平:说实话,如果让我去签约出版社,我还不乐意呢。我靠的是个人努力。这个社会需要个人努力和外界环境相辅相成。国家提供大环境,也不是说大环境好了就能发财。现在国家太平,经济增长、社会安定,其他的只能靠个人。我在打工的时候,中间有一段时间没找到工作,我也不去领失业金。我觉得自己不是弱者。

中国青年报:参加了“文艺工作座谈会”,人生计划会有改变吗?

花千芳:开完会,我坐着“地铁”——因为没有买到坐票,我在高铁车厢地板上坐了5个小时,回到了老家。回家后,媒体闻讯而来,采访都得“排档期”,不过估计过两天热闹也就消散了。

以后我会以写作为主业,种地为副业。这也是我一生的希望。当然,我的写作方向是爱国主义。现在负面声音较多,对国家产生了不利影响。我不反对批评,也特别希望听到批评。但我认为,一定要在批评的同时,提出可行的解决办案,那样批评才是有价值的,不然就成抱怨了。

周小平:我以前做Flash网页游戏,后来做类似“三国杀”的棋牌游戏。现在开一家文化公司,做出版、展会等文化活动。将来,我不会以写作为主业。我对挣钱的兴趣也蛮大。我写作是出于热爱,说我想说的话。本报记者蒋肖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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