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对“三年困难时期”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的若干解析
对这个问题，我有以下几点粗浅认识：
第一，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因“左”的错误所造成的农村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确实是存在的，损失是极其惨重的，应当永远记取这一教训。但是，我仍然难以理解“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000万、4000万甚至更多人的“研究”和“推算”之说。因为按照国家正式发布的人口统计数据，全国总人口1958年为65994万人，“大跃进”从这一年开始，经过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发生了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到1962年总人口为67295万人，较之1958年总人口并没有减少，还增加1301万人。当然，如果不是发生大量非正常死亡，本应增加的更多一些。5年中，逐年对比，只有1960年比1959年净减少1000万人，其他年份都是略有增加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只载明1960年减少1000万人，是有依据的。因而，我对“饿死3000万、4000万甚至更多”的说法，难解其中奥秘。尽管有的刊物经常不断地刊出全国各地一些饿死人的典型事例，这些事例也许是无懈可击的，然而典型事例毕竟不能代替全貌。因为也可以举出更多的并未饿死人的不同典型。除非证明国家发布的数据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数据是错误的，我方能有所明悟。还有，按照常识，不应该把减少人口都说成是饿死的，还应包括其他非正常死亡等。即使在今日盛世，各种非正常死亡也在所难免。2014年2月间，全国许多网站发布说，近10年平均每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320万。这个数据真实性如何，不得而知。但由此推论，三年困难时期的减少人口中也应当有相当数量的其他各类非正常死亡，不能说都是饿死的。在一个省范围内考察减少人口数，还应想到其中还包括大量的外流人口。
第二，这一错误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犯的错误。也就是说，既然是探索，就有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因而，这是一种探索性质的错误。某些西方敌对势力反复炒作中国饿死几千万人，而且一再夸大，把它描述成是中共的“蓄意性罪恶”，企图动摇和否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应当引起人们的高度警觉。
第三，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像西方某些人所说的那样刻意隐瞒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不然，就不会将全国1949—1982年的逐年人口状况加以公布。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对人口状况更是逐年发布。
第四，安徽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字，时任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向中央检讨所陈述的数字是可信的，有人夸大死亡数字为300万、400万、630.6万人是没有科学精确统计根据的。当然，这丝毫不意味着安徽的问题不严重。之所以说曾希圣检讨的数字是可信的，是因为这是基于当时“揭盖子”所统计的资料。所谓“揭盖子”，就是根据中央指示，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有组织、有领导并发动广大干部群众参与，揭露“五风”（共产风、平调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和“饿、病、逃、荒、死”问题的真相，特别是饿死人的数字要一个不隐瞒地逐级上报，并规定如隐瞒不报要给予撤职和开除党籍等处分，有直接罪责的要逮捕法办。事实上，当时就有一些地、县委书记因“揭盖子”不力或饿死人问题严重而受到严厉处分。同时，各级公安部门还要相应地逐一核实户籍人口资料。在那种政治气氛下所统计上报出来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数字，一般来说是比较可信的。改革开放后各地编修的地方志有关人口变动数字，大多也是基于这些资料。有的刊物，不断地引用一些地方志的材料和一些当时负责人的口述材料，曝光安徽人口非正常死亡问题，寻根溯源就是来自这些“揭盖子”的材料，因而并没有什么特别稀奇的，既不是共产党“刻意隐瞒”的，也不是“研究”和“推算”中的新发现。只有不了解上述情况的人，才会相信海外一些报刊所渲染夸大的所谓“惊天秘密”，并进而认为“中共刻意隐瞒”，孰不知这正是中国共产党自觉纠正“左倾”错误的实际行动。曾希圣在检讨中所说的“把原汇报的数字缩小”只是在“年度上”的调整（即把1960年死亡数中扣除1959年的死亡数），而且在“报告附件中都说明了”。所以，曾希圣检讨中所说的人口死亡数字比一些人所推算的饿死300万、400万、630.6万人要可靠得多，也说明共产党勇于承认和改正错误，是光明磊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