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打车“宠”坏出租车司机
2月14日的元宵之夜，寒风刺骨，广州白领晓岚和男友在天河城打车。看到旁边有十多个乘客在苦等，晓岚用手机打车软件加价到15元，才有一辆出租车应召。10分钟后车终于来了，晓岚正满心欢喜地要上车，前面一位抱着婴儿的老阿姨已经一个箭步拉开车门坐了进去。
当听说是晓岚“订的车”，老阿姨当场就发飙了：“大家都看到的，我在这里等的时间比你久，一老一小，你们两个年轻人还好意思跟我们抢！”晓岚愣住了，这车是她通过加价预订的，让给他们，司机就得损失20元；不让，她也内疚，孩子冻得直哭。
双方纠缠了10多分钟，最后，四人只好“拼车”，先送老阿姨和孙子，再送晓岚。因为绕路，晓岚那趟车足足多花了52元。
这是晓岚第一次因为手机打车而五味杂陈。羊城晚报记者连日调查发现，在手机打车软件大热的同时，一些成长的烦恼也浮出水面：在行车安全方面，司机边“睇”手机边揸车，会不会增加驾驶危险？作为“准公共产品”的出租车，部分乘客通过手机软件“抢车”，对那些不懂使用软件的老弱病残乘客，是否有失公平？司机根据叫车信息“挑肥拣瘦”，是否可以视为变相议价和拒载？
老人抢车，你让不让？
司机们反映，基本上99%的软件叫车乘客都是年轻人，“绝大多数是20多岁的，超过40岁的就算‘老人家’了。”粤AC49××出租车的李师傅已经拉了几百单“软件客”，只遇到过两位超过50岁的老人上车，“都是子女事先用手机叫车，先估摸着路程扣好钱，开到目的地后，再让老人多退少补。”
常常去医院看病的伍老伯认为，软件叫车等于歧视老人。“什么支付宝、微信绑定，手机定位……老人家别说操作、听都听不懂！但是老人却是最需要打车的群体，司机都挑年轻人搭，我们老人家怎么办？”他曾经试过在二沙岛省中医院看病出来，连续碰上两辆出租车都是软件应召的车，“好不容易陆续来了两辆空车，都不准我上车，眼睁睁看着一个年轻人慢悠悠从后面走过来，跟司机像对暗号一样，上车扬长而去。第二位乘客还很有理地说，‘没有我叫车，人家车子根本就不会来！’我气得头晕脑涨、马上掏救心丸吞落肚。”
从公众需求和消费角度看，出租汽车服务和专业订车公司不同，属于公共交通的一分子。由于其出租车站点、培训出租汽车司机、加强出租汽车治安管理、建立出租汽车管理信息系统等等，都由财政拨款，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因此属于“准公共产品”。作为供小于求的“准公共产品”，如果被一部分人持续占用，是否造成社会不公？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政治科学系教授郭巍青认为，“这是个很有趣的话题”。
“打车软件一方面解决了不少人的燃眉之急，贡献不可抹杀，但作为具有市场产品属性的‘准公共产品’，又确实导致一部分人变相侵占另一部分人资源的情况。”
郭巍青认为，要把打车软件的益处保留、弊端剔除，就需要加以有效的适当管制，而要实现这个目标，绝非易事，天平稍有倾斜，就会“顺得哥情失嫂意”。
郭巍青建议，可以参考出租车费调价行为，把这个问题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再由政府部门组织大讨论和方案听证会，达成一致后贯彻实施。
加价召车，变相拒载？
羊城晚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司机们通过软件应召客人的行为，已经属于“挑肥拣瘦”，部分行为甚至可以算变相议价和提前拒载行为。
天湖出租的连师傅一方面认同出租车不能拒载、挑客，另一方面则承认，自己使用软件就是为了议价、挑客。“每条消息都有出发地和目的地，我就会盘算，挣钱多的我才去嘛，那种路程短的、去拥堵路段的客人，基本上都不会考虑，除非是他加价加得很高。”
记者向10位使用打车软件的司机询问同一个问题——假如下班时间站在东风西路上打车，准备前往金沙洲，愿意不愿意接单？如果加价，要加到多少元才会考虑？10位司机全部拒绝接单，当加价到20元后，有3位司机愿意接单。也就是说：这10位司机如果不使用打车软件，出于对乘客投诉的忌惮，基本上被截停后都不会拒载乘客；但如果使用打车软件，司机们就会“提前”作出拒载判断。
在央视暗访曝光广州部分出租车深夜载客时存在议价和拒载现象后，广州市交委立即开展严打行动。2月11日凌晨，广州市交委执法局人员在市中心进行突击查处，查获出租车议价、拒载等违章55宗。但打车软件的议价功能却“曲径通幽”。虽然在交委的要求下，部分软件卸除了加价设置，但通过语音打车，乘客照样可以发布自己的加价信息，愿意加多少都行；而微信“嘀嘀”打车至今还有5、10、15元的加价选择。
2月14日下午5时左右，羊城晚报记者拦了一辆“粤A×××70”装有打车软件的出租车，从珠江新城到中华广场，途经广州大道中、五羊新城、中山二路等繁忙路段。记者留意到，沿路不断有人伸手打车，不乏老人、孕妇，特别是中山二路中大附一医院门口，有多名病人及家属模样的乘客拦车，但并没有见空的的士靠上去，而打车软件传来的周边下单语音信息中，却不断看到“已被抢单”的显示，下单成功者多数加价5到10元。
风险投资人范博士曾经对广州市出租车电召服务96900做过深入调研，对于新出现的打车软件，他认为已经大大超出了电召服务的合理界限。“电召服务是出租车在公司的征调下，提供限定总数的电召便利；而打车软件则是失控的，基本上不可能限定出租车的应召总数。”
“即使不考虑出租车的公共产品属性，打车软件也有问题：首先，出租车司机是出租车公司的雇员，无权挑客，现在却能和乘客私下合谋，吃回扣接业务；其次，打车软件会直接造成局部地区打车更难，司机们都避开金沙洲、天河等交通黑点的业务；局部人群的打车难，不会操作的乘客就遭到嫌弃，这和拒载有本质区别吗？如果放任打车软件泛滥，很可能会引起社会公共产品供给失衡和紊乱，最后老百姓就会抱怨纳了税却被别人抢去享用。”
开车抢单，影响安全？
市民陈先生天天打车上下班，对于司机开启打车软件已经见怪不怪，但作为“老司机”，他对这种现象很担心。
“大多数使用打车软件的司机，都是把手机攥在手里，以便随时抢单。但你也知道，智能手机体积大，一只手又抓方向盘、又抓手机，还不时地收听、计算、抢单，开车能不分心吗？”
前两天上班的时候，他乘坐的一辆“广的”车就出了车祸。当时是上午近9时，车行至环市东路上，司机打着方向盘准备变道，正好听到一条从附近前往机场的打车信息，司机立刻低头脱手去按手机屏幕抢单，结果的士和公交车蹭上了。
“有驾照的人都懂，开车打手机、收发短信息是被严禁的，打车软件简直要求驾驶者‘双手互搏’，干扰恐怕比前两者还要厉害！”陈先生很愤慨。
除了乘客，甚至司机们也承认，打车软件对自己有干扰。
2月15日清晨，羊城晚报记者通过打车软件坐上了王师傅的粤A×45××出租车。王师傅只有20多岁，已经是5年驾龄的老司机，但他也觉得，打车软件有点干扰人。“像轰炸一样！年纪大、反应慢的司机，又要听信息、又要开车，肯定难应付啊！”王师傅作出比较：某家软件公司的设置比较科学，抢单后10多分钟会自动“禁言”；但另一家软件公司则会一直持续播报，“除非你退出系统，它才消停！”王师傅认为，软件播报和普通的电台音乐、新闻性质不一样，“关系到自己的生意，肯定会禁不住地分心去听；而电台就不一样，属于纯消遣的，一忙起来，大脑会自动屏蔽掉那些声音，还可以随时关掉。”
部分未装打车软件的出租车司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驾驶时操作“嘀嘀”和“快的”打车软件，相当于驾驶时打电话发短信，应参照相关条款处罚。广州交警的官方微博部门在答网友问时曾称，“开车、接听手持电话，记2分，使用有线、蓝牙耳机或汽车自带免提电话，不属于处罚范围，但开车拨打或接听电话肯定要影响驾驶人的注意力。”
关于打车软件影响驾驶安全的问题，广州市交警部门没有回应羊城晚报记者的采访请求。相关人士称，新的交通管理法规对驾驶员行驶中打电话的情形可作出罚款的处罚，但在实际执行中，存在取证难的情况，因此新交法实施后，相关处罚的案例并不多。而用打车软件即使影响到驾驶，也难以取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