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大多数人手里的处方药，“都是从医院里开出来的”，或能够在药店轻易买到
相比之下，当上世纪90年代冀连梅报考大学时，一位亲戚建议她选择药学专业，理由是药剂师既可以有铁饭碗，又不用直接接触病人。时至今日，这也是大多数人对药剂师的认识。冀连梅的一位同行坐出租车，对方根据声音以为他是“做钥匙的”。
实际上，根据规定，药师不仅根据病人病历、医生诊断，为病人建议合适药物剂型(如药水、药丸等)、剂量；还要教导病人服用药物时的注意事项和服用方法；同时，药师还负责核实医生处方，与医生起相互监察的作用。
如今，冀连梅在新浪微博拥有31万多名粉丝，这其中不仅包括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张羽、明星马伊琍，还有全球儿童安全组织等机构。
冀连梅把自己形容为“救火队员”、“国际刑警”。有时候，她要回答一个哺乳期母亲能否涂抹眼药水的问题，也要告诉大家风靡淘宝的美国小蜜蜂紫草膏并不适用于两岁以下儿童，甚至要回复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拔牙后能否吃头孢等抗生素、紧急避孕药有没有副作用等问题。
别小看这些鸡毛蒜皮的用药咨询。仅仅是解答哺乳期用药问题，冀连梅就要查文献，并计算药物半衰期，告诉妈妈在服药后多久哺乳。如果该药物在哺乳期禁用，冀连梅会给出替代药物的建议。
这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公众无知。一位业内人士说，绝大多数人手里的处方药，“都是从医院里开出来的”，或能够在药店轻易买到。北京一家医院泌尿科的刘大夫，发现自己的患者竟然在药店买到了一种堪称“抗生素中的原子弹”的药物，这种二级抗生素，医院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使用，而患者只是普通的尿路感染。
天津市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主任宋立刚认为，这种情况是在“以药养医”的医疗体制下形成的，公立医院的收入中，药品收入占了40%，有些医生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倾向于给病人多开抗生素。
“政府主管部门的各位大、小官员们更应该敢于担当，负起责任。”宋立刚说。他认为对那些“疗效不确切、不良反应大”的药品，应当尽快完善、修改说明书，“该淘汰淘汰，该撤市撤市”。
有病不仅可以找医生，还可以找药师
在业内人士看来，中国人药物误用问题，也有科普宣传不到位的原因。冀连梅回忆起在美国时，邻居三年级的小男孩对她侃侃而谈抗生素的危害，都是在学校的科学课上学到的。在日本，幼儿园老师都会教授正确的打喷嚏动作——挽起手对着胳膊打，因为捂住口鼻病毒附着在手上更容易传播。
打开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药品主页，左上方占据屏幕三分之二大小的流媒体图片栏里，四个宣传专题全都是指导民众如何用药。据说，这家管理机构每个月都会发布用药安全的科普专题。
一张图片上，一位患了感冒的姑娘烧得脸颊晕红，捂着鼻子，下面的标题是：检查你的感冒药和退烧药是否都含有乙酰氨基酚。大多数感冒药中都已经含有乙酰氨基酚，很多人同时服用感冒药和退烧药后，无意间会导致药物过量。
而在我国的药监局主页里，会议信息铺天盖地，夹杂的零星几个药品安全信息通告，也都是针对医务工作人员的专业性报告，普通人很难从满篇复杂的医学专有名词中，识别出能够看懂的信息。
这就导致公众很容易偏听偏信。对于“杀敌一万、自损三千”的抗生素，有些人像屯卫生纸一样买很多放在家中，另一些人明明需要服用却拒绝。冀连梅指出，当真正需要抗生素时，一定要足剂量、足疗程地规范使用。在药房发放抗生素时，冀连梅除了口头强调外，还会随药发放一份文字指南，其中特别强调即使吃了抗生素有所好转，也不要提前停药，更不能随意减量，一定要把医生开的抗生素全部吃完。
“这种行为和滥用抗生素没有区别，”冀连梅解释说，“相当于没有把细菌的部队全部歼灭，正确的作法是不留残余，不给它们反弹的机会。”
但她发现，目前国内医院的许多药师都“形同虚设”。“在药品回扣的利益纠葛下”，药师根本无法真正为药品安全把关，不能为患者审核处方、拦截用药错误。她呼吁国家能改革“以药养医”的体制，让药品收入与医生的收入脱离关系，使得药品回归它真正的价值，让“药师可以平等地和医生一起为病人的用药负责”。
她即将出版的书《中国人应该这样用药》在一些网站的预售名单上，排在热销的榜首。对这样火热的场面，冀连梅开玩笑地表示，“中国人太想知道怎么吃药了”。记者张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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