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改革原地踏步
2013年刚刚公布的数据中，公款吃喝费用降幅最大，使得“三公经费”预算成为中央精神的风向标。
从2010年“三公经费”公开开始，社会上呼声最高的是公车改革。根据公开数据，2010年，公车支出占去六成以上。其中，在公车上花钱比例较高的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在该局2010年4628.48万元的“三公经费”总数中，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实际支出4487.55万元，超过总数的90%。
反观2012年度情况，三公经费预算执行超出预算1.11亿元。其中，公车费用超支了0.84亿，占超支部分的75%的比重。2013年的预算，则同比减少0.33亿元。这个数字与公务接待费用减幅相比，只是它的一半。
这样的数据令竹立家失望，“从‘三公经费’预决算数据分析，这几年的公车改革几乎没有进展，一直原地踏步。”
3月24日，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主办以“三公浪费的治理”为主题的沙龙，来自全国多地的十余位专家学者与会。会上有专家估算，近年来，全国“三公消费”总额突破了9000亿元，相当于2012年全年财政收入的10%。
数据乍现，一石激起千层浪，有人质疑，也有人认同。竹立家是抛出这个数据的专家之一。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专家对于“三公费用”的测算有固定模型，并非“捕风捉影”。
在这个测算的模型中，关于公车部分的计算以中国现有125万个事业单位为基础，按照每单位两辆公车计，全国共有公车约250万辆，每辆车的司机、用油等费用每年约需10万元。仅此一项费用，就要花掉2500亿元。“这是很保守的数据，测算对象还没有包含行政机构和国企。”竹立家说。
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则认为，9000亿“三公消费”的数据缺乏出处，准确性和真实性都有待确认。
在竹立家看来，一些政府部门购置公车存在较大随意性。尤其是地方“一把手”权力支配范围内的“三公经费”，缺乏标准和相应监督，一方面导致公车消费只增不减，另一方面导致其改革长期停滞。“换言之，是既得利益者阻碍了该领域的改革。”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长期以来，政府部门的心理和体制惯性也成为改革的绊脚石。
预算约束亟待强化
此次财政部公开“三公经费”的方式，也有可圈可点之处。竹立家认为，中央各部门部门预算与部门“三公经费”预算同步公开，更有利于公众了解“三公经费”预算情况，从而更有利于监督。
但他也指出，无论是财政部公开的数据，还是各部门各自公布的数据，大多缺乏相应的细化数字。这被戏称为“犹抱琵琶半遮面”，甚至被诟病为“一笔糊涂账”。
一位不愿意具名的财政部官员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也认为，“预算不够细化，约束力欠缺”。
从2012年中央各部门“三公经费”情况看，中国地震局、中科院等七部委首次公开部门人数。此前，该数据因未被强制要求公开而一直无法为人所知，导致所有的数据均显笼统模糊，无法测算人均费用支配量。
而在另一方面，“三公费用”公开之后，没有哪个部门曾就公众质疑的问题予以答复，这在许多人看来，这样的“公开”显得没有意义。
在公开“三公经费”的部门当中，中国气象局公开的信息最为翔实。除了基本的“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预决算表、分项说明外，还给出了支出决算与支出分级决算饼状图，以及车辆平均购置/运行支出等未强制要求列明的数据。对于2012年“三公”预算高于2011年决算的原因，也在报告中作出说明。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国家工商总局的当年决算报告中，用了11页篇幅历数当年管理工作的成果，而涉及“三公经费”公开的部分只有3页，其中表格占一整页，实际数据仅一行。
正因为数据模糊且不够细化，使得预算缺乏约束。“现在政府的奢靡之风过于严重，实际发生的‘三公经费’比数据显示的可能要大得多。”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贺铿此前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他直接将问题归咎于软弱无力的预算约束。正因为缺乏约束，许多“三公消费”不以财政拨款经费的名目支出，而选择其他方式。
除了进一步细化预算，还要真正做到如李克强所强调的“让老百姓看得懂”。竹立家认为，最有效的路径莫过于“老生常谈”的民主与公开。“民主”，即涉及各级人大如何发挥作用问题，“人大对预算的审议应严格、科学和有效”。而“公开”，则涉及预算公开的层次、范围和平台。
民主与公开原则，是未来改革的有效切入点。“必须尽快入法，并强制落实。”竹立家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