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这个比例再次引起公众对体制内“金饭碗”的热议——
据媒体报道，哈尔滨市招聘457名清洁工，引来一万多人报名，其中3000多人有本科学历，25人有硕士研究生学历。如此吸引眼球的原因仅仅在于此次招聘的岗位是事业编制。
近日，在北京师范大学《2012中国劳动力市场报告》发布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掷出这个热点话题，拍案问道：“这到底为什么？”
兼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的宋晓梧，曾经调研过多个地区教育的状况。在他看来，“这不是高等教育本身能解决的问题”，并将一大部分的原因归结为当下扭曲的劳动力市场。他说，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合理对于大学生就业起着重要导向作用，“哪里劳动报酬高就去哪里”。
宋晓梧以自己的研究生为例，从1995年开始，他所带的研究生基本都是县城里成长起来的，但毕业后，却没有一个人回到县城，乃至所在的市。他说，对那些读了硕士、博士的学生来说，更是想方设法要留在北京、上海；而在这些大城市中，并非所有的工作岗位都能吸引这些学生。他们中的多数人还是想去政府机关、国有企业和所谓的事业单位。
当天出炉的报告对此作了明确调查：大学毕业生区域和行业配置不均衡。一是城乡之间的分布差异。数据显示，2002年～2009年期间，在城镇就业的大专以上教育程度者占全部大专以上教育程度从业人员的比例始终维持在88%左右，只有12%左右的大专以上教育程度从业人员选择在乡村就业，而8年间这一格局并没有明显变化。另外，区域之间同样存在分布差异，有超过50%的大学毕业生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随着学历的提升，这种集中现象更加明显，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集中的趋势越来越突出。
该报告的主持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赖德胜引用“过度教育”的概念更为形象地解释了这种现象。他说，一个人所受的教育水平与他所从事的工作所需要的教育水平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当前者大于后者时，就出现了所谓的过度教育，换言之，就是受教育者拥有的教育和技能水平超出其实际工作岗位所需；而当前者小于后者时，就出现了所谓的教育不足。
根据这份报告，在北京，以用人单位评判为标准估算出的过度教育发生率为47.61%，以个人判断为标准估算出的过度教育发生率为54.92%；从行业层次看，过度教育发生率偏高的行业分别为金融保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视业、国家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农林牧渔业；从地区看，东部和中部的过度教育发生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报告还从舆论上较为关注的“体制内”、“体制外”的所有制层次来进行测算。结果发现，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过度教育发生率较高，分别为60%和54.12%，而在企业和其他类型的就业单位中教育不足发生率高，分别55.58%和36.36%。
结合这一现象，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得出了大学扩招和高等教育收益率上升之间的一个悖论。具体来说，大学扩招是政策性、突发性的，其结果是，大学生一下子多了起来，而相应的师资、硬件配套并未完全跟上。从理论上而言，这意味着高校平均教育质量下降，即高等教育的回报率将下降。
但事实上，一份针对1999年～2009年的城镇教育回报率的调查显示，高等教育的收益率还在继续上升，悖论就此产生。
其形成原因有一部分源自市场的自身需求，但李实认为，非市场性的需求更为重要。比如，一些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对高学历人才的过度需求，其工作岗位并非需要那么高的学历，但是这种过度的、无序的需求，并不十分考虑劳动力成本，换言之，在雇用一个高学历人才时没有足够的成本概念。在他看来，正是这种过度需求拉高了工资，使得当前高等教育的收益率还处于上升周期。
部分地区、部分领域的“过度教育”还引出了其他矛盾，“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并存就是一个例子。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王善迈将其称之为“大学生的眼睛不往下看”：“学农的不下乡，学医的也不下乡，教师也不下乡，并不是说这些地方不需要他们，而是没有足够的鼓励机制。从一个方面来说，诸如东部地区公务员群体的待遇鼓励则有些过了。”
赖德胜说，过度教育是一种浪费，说明资源没有得到优化配置。同时，如果过度教育长期化，还会有很多负面的效应，特别是会增加劳动者对工作和收入的不满情绪，不利于人力资本潜能的发挥。因此，他认为，在发展高等教育的过程中，如何减少教育过度现象，降低过度教育的程度，是需要加以正视的新课题。
报告同时也指出，过度教育问题也曾经出现在美国、日本等国家，并称其为一个必然要经历的阶段。赖德胜说，从整体上来看，我国还处在教育不足的阶段，社会对具有高技术水平和较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依旧有着旺盛的需求，因此，从长期看，过度教育的发生率会逐渐减弱。
针对眼前的问题，不少与会的专家认为，还要依赖于劳动力市场乃至城市化等非教育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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