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药，这个月去结账费用就要从1300元降到1100多元。”65岁的退休老人李琪坐在北京友谊医院内庭的长椅上，笑着对中新社记者比划着“差价”。
一周前，李琪住进友谊医院时，他看到了在医院药房的电子公示牌上，滚动显示取消加成的1500余种药品的现价和原价，大厅内悬挂着“深化医改”、“取消药品加成”的大幅标语。
当时，李琪并不清楚，他选择的医院已成为目前中国医疗卫生界最新的一块试验田。这家位于北京市主城区的医院是中国取消药品加成的第一家三甲医院。从7月1日起，像李琪这样的患者能感受到的是，这里的药价比同级别医院便宜15%。
患有心脏疾病的李琪每月要服6种药，按照医院新规，除了保险，自己每月承担费用也会相应减少30多元人民币。李琪右手伸出三只手指，每月领取2000多元人民币退休金的他对此相当“重视”。
为缓解民众看病难和贵，过去3年，中国用最短的时间编织出世界最大的医保网，现在，中国医改这个被国际舆论称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工程”碰到“最难关”——革除“以药补医”。
在李琪的孩提时代，“以药养医”便在中国出现。20世纪50年代，官方为弥补医疗卫生事业经费不足，批准公立医院既看病又卖药。在历史上，这项政策对于保障公立医院的运行和发展曾起到积极作用。
此后，药品收入成为中国医院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也在客观上导致了医院“大处方”、过度用药问题，并成为医患矛盾加剧的原因之一。鉴于革除这项旧体制已迫在眉睫，中国官方下定决心，卫生部长陈竺公开承诺，“再深的水也要趟”。
医改是世界性难题，如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从老罗斯福在1912年总统竞选中首次提出全民医疗开始，直到2010年奥巴马医改法案成为法律，美国医改用了近100年。对于中国而言，破除旧体制的弊端，关键在政府、医院、医生、患者之间达成利益平衡。
药品加成取消后，等于自行“断奶”，谁来承担这笔费用一直是中国医疗界热议的话题。在此次试点中，友谊医院前几日日均让利逾24万元人民币，预计2012年收入较上年将会出现200多万元的差额。对此，北京官员承诺，政府将给予资金支持，减轻院方忧虑。
成为医改试点后，北京友谊医院还实行医事服务费制度，门急诊大厅的引导牌上写明，普通号、副主任医师号、主任医师号、知名专家号的医事服务费分别为42元、60元、80元、100元。按医保定额报销每人次40元来算，医保患者挂普通号，个人只需支出2元，而挂知名专家号个人要支出60元。
“如果单纯取消药品加成，由政府或医保补偿，不但政府、医保难以负担，医院也难实现在运营机制上的彻底转变——增设‘医事服务费’动机正在于此。”北京友谊医院院长刘建说。
而在经济杠杆引导下，知名专家号在友谊医院出现“罕见”剩余。患者实现分层就医，医生则感受到劳动的价值。友谊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陈葵说，以前患者问诊只要6元人民币诊费，“和在院门口买一个煎饼果子的钱差不多”，如今则更多地肯定了他作为医生的价值。
中国官方将公立医院改革视为新医改的重中之重。7月，包括友谊医院在内的北京5家三甲大医院、深圳等地公立医院的试点改革相继展开。中国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9日将北京的做法称为积极探索，他并指出，医院措施得当。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经历社会转型，在近10年的迅速发展中，像北京友谊医院这样的公立医院改革起于微末，然而其难度并不亚于一些牵动社会命脉的“大改革”。升高的挂号费(医事服务费)，政府财政负担加重，各方是否能达到“皆大欢喜”的局面，带着这些问题，中国公立医院还将迎来进一步考验。
来源：中国新闻网 编辑：马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