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约有三分之一的遗体捐献者是他经手的。他觉得，捐献者就在天上看着自己，
总有一天自己会像他们一样，躺在解剖刀下，“什么也不留下”——
下岗工人传递生命最后的礼物
在过去10年里，下岗工人老赵平均每个月都要送走一位死者。他随身总是装着一朵白花，以备送别之用。
67岁的赵永华已将116人的遗体抬上汽车，送进了天津医科大学的解剖楼里。他确切地知道，总有一天，自己也将躺着进入那幢灰色建筑物，成为学生们解剖刀下的对象。人们会在胸前戴上一模一样的白花来送他。
届时，老赵的双眼里那层透明的角膜首先会被取下，拯救两位失明者。他扒开自己的眼角，比划着说，“一个人，给俩人”。
截至2012年清明节，天津有据可查的遗体捐献者已有355人，将近三分之一是赵永华经手的。
他记得很清楚，2002年3月31日那天，他和妻子孙秀兰办完无偿捐献遗体的法律手续，就在自家门口钉了一个牌子，“天津市遗体捐献志愿者小组”，家庭电话成了“捐献热线”。
起初，赵永华有点不乐意走进阴暗的解剖楼。“放死人的地方——（要是）放元宝的地方咱可以开开眼！”现在，半夜他也毫不怯场。
有一年除夕，他是在天津市河北区一家殡仪馆的太平间里度过的。那个夜晚的气氛，让他想起了《聊斋志异》里“画皮”之类的鬼故事。当时，4个活人守着11个死人。殡仪馆的看门人喝起了酒，窗外烟花爆竹好不热闹。
下岗前的天津市机械链条厂经营科科长赵永华长期不知道什么是“遗体捐献”。还是1998年，孙秀兰从报上学到的字眼。她对丈夫说：“捐了遗体，多省事儿啊！给孩子们省了大事儿了。”
赵永华感到奇怪：“妇科检查你都不乐意去，你怎么遗体捐献反而带了头了？”
一对儿女则激烈反对——“你们死了不管了，大爷舅舅们说我们把爸爸妈妈捐献了，大卸八块了，那么不孝顺”。
4年以后，子女才答应在他们的遗体捐献申请表上签字。
他们没法不同意——父母已经干了不少“傻”事。
赵永华夫妇从1993年成为志愿者。那一年，48岁的赵永华下岗回家。不久之后，孙秀兰厂内退休，月收入420元，养活一家6口。
但他们拒绝申请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赵永华宁可每天出门去捡饮料瓶卖钱。为了省钱，夫妻二人相互理发。
“我们是工人，能拉下脸来。”赵永华说。
在这种窘境下，他们还将自家电话设为“家庭扶老帮办热线”，尽量帮助弱势老人。
拨通这条热线的，“什么人都有”。最早本社区较多，如今连山西、内蒙、河北等外地也有。外地有位老干部，退休后门可罗雀，感到孤独，时常打来电话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