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惨绝人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

惨绝人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

  集中营外围的双层电网(于世文摄)

“这是一个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恐怖地方”、这是“世界上最令人心惊胆战的旅游点”、这是“精心建立起来的酷刑和死亡工厂”,“纳粹称这个地方为奥斯维辛集中营”。美国记者A.M.罗森塔尔早于1958年8月31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奥斯维辛没有新闻可写》的报道中这样介绍了“奥斯维辛”;这篇报道当年获得了美国新闻界最高荣誉――普利策奖,被誉为“美国新闻写作的不朽名篇”。我们对“奥斯维辛”这个沉重名字的最初了解,也就是在学生时代从罗森塔尔的这篇报道中获得的。时隔半个世纪,我们于辛卯年秋来到奥斯维辛,循着罗森塔尔的足迹沉痛地追寻了那段不堪回首的记忆。

挥别了波兰故都克拉科夫,午后乘车西行54公里便抵达拥有4万人口的小镇奥斯维辛。1947年,波兰政府将这里辟为“奥斯维辛殉难者纪念馆”。秋风萧瑟,连片的乌云笼罩着小镇,天空似乎很低很低,到处悄无声息。当天下午来到这里的游客虽然很多,但大家都愀然不语、彼此用眼神交流,以沉默来祭奠这里的死难者。

种族灭绝 荒谬绝伦

我们跟着导游夏羽默默地走动着,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主营大门上方抬头看见一个横标,上面写着“劳动使你自由”,显然这是一个欺骗囚犯的口号;环顾左右,只见一排排牢房、岗楼和密布的电网,气氛冷漠阴森,令人毛骨悚然。走进一栋楼里,一个装有骨灰的玻璃容器映入眼帘,容器支座上写着“1940-1945”,夏羽说,这是“殉难者纪念碑”。前行几步,站定在一张大地图前。纪念馆一位专职讲解员阿吉涅什卡用很低的声调介绍了集中营的概况与纳粹的种族灭绝政策。她指着地图说,由纳粹德国建立的这个奥斯维辛集中营(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位于欧洲最中心位置,是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修建的集中营中最大的一座,它是由纳粹德国陆军总司令希姆莱于1940年4月下令建造的,它由三部分组成,即1940年建成的主营1号集中营,它占地6公顷,由28栋两层红砖楼组成,主要用来关押政治犯、战俘和“劣等”种族的平民;1940年10月,迫使1号营囚犯建成了比克瑙(Birkenau)2号集中营,它比1号营大几倍,是用毒气装置大规模屠杀囚犯的场所;建于1941年的莫诺维茨(Monowitz)3号集中营含有45个分营,则是囚犯工厂。整个集中营占地达40平方公里。营内设有4套毒气室和5个焚尸炉,平均每天焚尸1万具。听着这样的数字,令人不寒而栗。

沉默片刻,阿吉涅什卡接着说,纳粹德国为什么如此凶残地杀戮其他民族、尤其是犹太人呢?这是他们的种族主义理论和种族灭绝政策决定的。“纯粹的德意志人才有生存的权利,德意志人是最优秀的人种,是一切文明与文化的创造者;其他种族都是劣等人种,依照优胜劣汰法则必须淘汰,犹太人是最劣等的人种,必须实行种族灭绝。”这就是纳粹德国的谬论。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中断定犹太人是威胁德国人的敌人、是德国人堕落的根源,必须根除。基于这种荒谬的种族主义理论,纳粹党1933年上台后就在德国建立了大批集中营,用来关押和虐待犹太人;1935年9月还制定了《纽伦堡法》,将剥夺犹太人公民权、取消其国籍、不准出任任何公职等反对犹太人的做法合法化。从1939年起,希特勒及纳粹党魁提出“全部灭绝”欧洲犹太人的“最后解决”方案;在1942年初的万湖会议上,纳粹德国中央保安局局长海德利希推出“最后解决”的操作措施,即把全欧洲的犹太人押运到波兰东部集中营,实施种族灭绝的秘密计划。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在被侵略国建立了千余座屠杀犹太人的集中营,夺去了约600万犹太人的鲜活生命,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创出一天毒死6000人的可怕记录,就是种族主义荒谬理论、种族灭绝政策与“最后解决”方案的罪恶后果。

累累暴戾 罪不容诛

悄悄移动着脚步,阿吉涅什卡用低低的声音介绍着:奥斯维辛集中营从1940年至1945年苏联红军解放这个集中营的5年间,共有包括中国人在内的28个民族的400多万人死于这个集中营,其中犹太人最多,达250万;在早期被处死的135万人中,有110万是犹太民族。静静地听着,默默地沉思着:纳粹德国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暴虐行径罄竹难书。

监禁要犯,折磨致死。在纪念馆的走廊里看到了罗森塔尔所说的“殉难者纪念墙”,墙上每张照片下面都标有入狱和被处死的时间。从照片看,这些死难者表情木然、惶恐,60多年来他们就这样日日呆滞地凝视着过往的人群。阿吉涅什卡说,二战期间,大批反希特勒的所谓政治犯,还有苏联、波兰的战俘和被视为“劣等”种族的犹太人与吉普赛人,都被监禁在集中营里,仅奥斯维辛1号集中营就关押着来自30多个国家的囚犯,1940年6月纳粹德国将第一批囚犯用闷罐车从欧洲各地押运到这里,其中不乏科学与文学艺术精英,由于饥饿、伤病与闷热,许多人死在途中;最终被运到这里的人又被分为有劳动能力者、重犯、妇孺病弱三类,分别被押往莫诺维茨囚犯工厂、奥斯维辛重犯牢房和比克瑙毒气室。在奥斯维辛牢房里通常保持着1.6万至2万名囚犯的记录,当1942年运来1.7万名女犯时、牢房极为紧张,1700名女犯竟被塞进只能容纳几十人的女牢里。奥斯维辛集中营与其他地方的集中营相比,环境与待遇十分恶劣,除被杀戮者外,有相当多的人被饿死、病死在这里。

尽掠财物,令人发指。纳粹德国以“移民”的名义、欺骗欧洲各国的犹太人让他们到一个“有土地”、“有农场”、“有商店”、“有工作”的地方去生活,于是犹太人拖家带口、携着自己贴身的贵重物品连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盼被运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而这里迎接他们的却是有来无返的死亡深渊。他们所携带的一切财物均被掠空,就连穿戴的衣服、鞋帽、戒指、耳环及自身的头发、牙齿与皮肤都要被扒光。在殉难者纪念馆的不同陈列室里,我们看到了纳粹德国最后没来得及运走的死难者的遗物:7.7吨头发、1.4万条人发织成的毛毯、35万件女装、4万双男鞋、5000双女鞋,还有堆积如山的食具、牙具、剃须刀、鞋油、眼镜和写着名字的行李箱。在数不尽的行李箱中一只写有“Pete 1942”清晰字样的小箱子引人注目,显然,1942年来到这里的Pete和其他囚犯一样也没有逃过被杀害的命运,这只小箱子也成了强盗的囊中之物。阿吉涅什卡告诉我们,奥斯维辛集中营曾修建35个特别仓库用来分类储存从囚犯那里掠夺的赃物。德国战时物资匮乏,囚犯的金饰与金牙炼成的金条和贵重财物都被运回德国做战备补给品,一般物品就地发给德国兵使用。最令人发指的是死难者身上仅有的一点脂肪都被刮下来做肥皂、纹身者的皮肤被剥下来做灯罩、死难者的骨灰从焚尸炉中掏出来也被运回德国做肥料……。纳粹德国拥有杀人犯与抢盗双重面孔,是人类历史上遗臭万年的战争罪魁。

毒气杀戮,惨不忍睹。走出纪念馆,我们在营地看过极为恐怖的焚尸炉后,接着走向比克瑙2号集中营,在马厩改造的一排排潮湿阴冷的营房里,看到了用红砖墙分隔的低矮的3层砖床或钉满3层木板的通铺、装着泥沙的褥子、暴露在营房正中间的200个水泥圆洞茅坑,营房外遍设着隐蔽的毒气装置、每隔20米便有一座岗楼,营地西南角有一栋房屋是为反抗者所设的“死牢”。阿吉涅什卡说,在这只有200平方米面积的简陋营房里,最多时住着1000名行将处决的囚犯,以“淋浴”为名、将囚犯们毒死的惨剧就是在这里发生的。党卫军在杀人之前会将骗局上演到最后1分钟。他们先在广播里“温和地”透露要安排囚犯们“淋浴”了,接着给每人分配一个衣柜、还“友善地”提示不要忘记自己的号码、以免浴后找不到个人的衣服;可当囚犯们脱衣全部涌入“浴室”后,大门即刻被锁死;当囚犯们仰望着喷头等待“甘露”时,隐藏在草坪中蘑菇状雕塑下的毒气开关却被打开了,德国生产的剧毒杀虫剂氯化氢毒气直达“浴室”,室内传出阵阵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和撞击大门的响声……,之后,一片死寂;再后,焚尸炉烟囱里冒出了浓浓的黑烟。讲者声音哽咽,听者眼含泪水。奥斯维辛集中营头目鲁道夫.盖斯曾在纽伦堡法庭供认,他们只用5—7公斤毒药所释放的剧毒气体、可在3—15分钟内毒死2000人;他们还叫嚷着:“你们进得来、出不去,除非沿焚尸炉的烟囱爬出去。”在这个号称“死亡工厂”的集中营里,有200万人被毒气夺去了生命。比克瑙2号集中营是真正的灭绝营,是希特勒种族灭绝政策的执行地。

活体实验,灭绝人性。“纳粹杀戮囚犯的手段除使用毒气外,还拿囚犯做活体实验,缓慢地残害生命。”阿吉涅什卡说,集中营里的纳粹医生为某项医学需要经常将年轻的犹太人或吉普赛人视为豚鼠,在他们身上任意做活体实验,多次注射、反复手术、摘除器官将他们致残或使其丧失生育能力;而一旦失去实验价值的囚犯就会立即被处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囚禁33个月、侥幸存活下来的苏联女战俘伊琳娜.伊娃尼科娃回忆说,她曾目睹纳粹医生门格勒掏空了一些女囚的内脏,让她们在痛苦中死去;他们还让一群老鼠吃掉了一名女囚的脸;那些被做活体实验的女囚死前的痛苦眼神、令她永生难忘。

繁重苦役,缓慢杀害。跟随阿吉涅什卡登上奥斯维辛集中营大门岗楼的瞭望台,俯视当年运送犹太人的三股铁路交叉着、枕木上放着一些祭奠亡灵的鲜花。阿吉涅什卡指着那些铁路说,当火车押运来一批犹太人时,党卫军医生就会到站台上把其中的青壮年挑出来、把他们送进劳役营――莫诺维茨3号集中营,让他们去服苦役,以解决德国战时劳力不足之困。服苦役的犯人要在纳粹分子监管下生产水泥、人造橡胶、汽油等军需产品并从事建筑、挖煤等高强度劳动。事实上,在劳役营的囚犯由于日复一日的强迫性超负荷苦役,加上饥寒、疾病与瘟疫的折磨,许多人在劳役中死亡;而一些丧失劳动能力尚未死亡的囚犯,就会被送到比克瑙2号灭绝营,用毒气将他们毒死。因此,纳粹德国对奥斯维辛、比克瑙及莫诺维茨3个集中营的囚犯所实行的都是种族灭绝的“最后解决”方案。1945年初,苏军和美英盟军分路进入法西斯德国本土,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党卫军为掩盖他们的罪行,要尽速处死全部囚犯并毁掉这个“杀人工厂”,但红军进攻速度极快,1945年1月27日解放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将纳粹“最终解决”方案的真相揭露于世。阿吉涅什卡介绍了当年曾参与解放这个集中营的苏军老兵雅科夫.温尼钦科的回忆资料,雅科夫说:“1月27日解放奥斯维辛集中营时,当时里面活着的囚犯只剩下7000人,其中包括130名儿童。进入集中营后,我们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到处都是带刺的铁丝网,一个焚尸炉还冒着黑烟、散发着焦尸的气味;幸存下来的囚犯几乎都不能行走,他们瘦得皮包骨头,看起来像是幽灵;当我们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无法相信已经自由了;他们明白过来之后,相互搀扶着试图站起来与我们交谈,他们都是来自法国、波兰、捷克、巴勒斯坦等国的犹太人,听不懂他们说什么,但从动作与表情看出他们急需食物。进入女囚营,肮脏不堪,血迹斑斑,稍有生命迹象的女囚在地上卷曲着……,我参加过无数场战斗,也见过无数的死亡场景,但没有一次如此令人恐怖。这次经历让我们对纳粹恨之入骨!”雅科夫的回忆和殉难者纪念馆里的所有证物一样,都是对纳粹罪恶的有力揭露与控诉。

“文化遗产” 警示千秋

多年来人在旅途,欣赏着不同地域的自然风光、追寻着人类智慧的光辉、感悟着多姿多彩的人文景观、收获着旅途的果实与快乐;但此次“奥斯维辛”之旅,却是一次伤痛之旅、震颤之旅,也是一次穿越历史的负重之旅。但揉碎那段阴森黑暗的历史之后,似乎也能让人在惨痛中感受到些许曙光与信念,获得一份沉重的警示与发人深省的启迪。

“那只蝴蝶”,追寻曙光。在殉难者纪念馆内,除了展出纳粹犯下的种种罪行的实证外,也展出了一些囚徒们遗存下来的诗画作品、地下报纸等实物资料。1942年2月,巴维尔.弗里德曼被押到集中营,那年他刚满21岁;在他的《蝴蝶》诗作中写道:“那只蝴蝶,是最后的一只。蝴蝶不住在这里,不住在集中营……”。在残酷的现实中年轻人也逃脱不了被杀戮的厄运,两年后,他被毒死在毒气室里;但他在黑暗中向往光明、期盼自由的诗作却倾诉了他直面现实的人生尊严。“我是一个犹太人,永远不会改变。纵然我死于饥饿,我也不会屈服。”这首诗的作者是一个名为弗兰塔.巴斯的儿童,他13岁就被杀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他写的这首《我是一个犹太人》诗作,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面对灾难与死亡的最后呐喊,震撼着参观者的心灵。这些回响着殉难者心声的诗作,让人感悟到:直面人生是一种力量,他们在死亡线上所保持的尊严、信念与斗志,令人敬畏。

“文化遗产”,警示未来。197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奥斯维辛集中营作为特殊项目列入“世界人类文化遗产”名录,旨在揭露罪行、哀悼逝者、铭记悲剧、警示未来,让世世代代牢记这段黑暗的罪恶历史,让人类永远警惕血腥残杀的历史悲剧不再重演;将种族歧视、民族仇恨、侵犯掠夺、领土扩张、霸权霸道统统扫进历史垃圾堆,使世界“要和平,不要战争”成为人类的共同愿望。人们从地球的各个角落来到“奥斯维辛”,亲睹纳粹德国屠杀人类的罪行,凭吊无辜的殉难者,祈求世界和平。60多年来,到“奥斯维辛”的参观者已达4000余万人。“奥斯维辛”警钟长鸣,这处特殊“文化遗产”的警示功能将会延及千秋万代。

反省忏悔,“为国之道”。噩梦般的岁月虽已逝去,但“奥斯维辛”那段历史作为人类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却永远不能抹去。二战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战犯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审判,首批处决10名战犯,794人被判死刑、其中486人已被执行。从集中营解放出来的德国反纳粹人士的大揭秘、幸存者的回忆录、苏军老战士与学者的记述及报告,波兰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与《钢琴家》,美国电视剧《大屠杀》……。铁证如山的史实,不仅在唤醒世人的记忆,也在唤醒一个曾经诞生过康德和贝多芬的民族的良知。原来毫不知情的德国民众对纳粹的罪恶深感震惊和愤怒、青年要求他们的父辈公开谈论纳粹的历史与罪行、说清楚当年自己在干什么,1968年西德女记者克拉斯菲尔德在公开场合狠狠地抽打了原纳粹党要员、时任西德总理的库特.基辛格一记耳光,她认定让纳粹分子出任总理是国家的耻辱;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电视剧《大屠杀》在德国播放,2000多万德国人在电视机前泪流满面,他们开始反思600万犹太人被屠杀的历史伤痛。面对不能回避的沉重罪恶,德国政府开始认罪与反省。“1970年末,德国总理勃兰特来波兰访问时,双膝跪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此举令波兰人民印象深刻。”华沙导游谷巴不止一次以认同的口吻对我们说起这件事。陪同我们参观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克拉科夫女导游夏羽也谈起德国领导人认罪的两件事:一是1994年在波兰纪念反法西斯的华沙起义纪念仪式上,德国总统赫尔佐克向波兰人民谢罪。他在华沙起义战士和战争受害者面前低下了头,他说,德国人对于“德国”这个名字和“数百万波兰人的苦难”联系在一起,深感耻辱和愧疚。4年后他在纪念犹太人惨遭纳粹屠杀大会上也说过,屠杀犹太人是德国历史上最恶劣、最无耻的事件,必须承认国家本身成了有组织犯罪的元凶。二是2005年1月24日在联合国纪念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60周年特别会议上,德国外长根舍发言说:“奥斯维辛代表了20世纪反人类的最大罪行,今天我们低头深深哀悼,这些罪行永远是德国历史的一部分。”同年,德国时任总理施罗德说:“即便有一天,死去的人的名字可能在人类记忆中淡漠了,但他们的苦难命运永远也不会被遗忘,他们安息于历史的心中。”夏羽说,她比较认同德国把反思纳粹罪行提升到立法的层面,不仅有《赔偿受纳粹迫害者联邦法》等赔偿法律,还有与犹太人相关的“言论自由”法规,判定犹太公民有权基于德国公民权的规定,要求纳粹分子承认对犹太人的迫害,任何否定迫害犹太人的行为均可判为对犹太人的侵害,应受到法律惩处。德国反纳粹和反刑事犯罪法规定,不仅禁止使用纳粹的各种标志、口号和敬礼仪式,也禁止使用任何具有纳粹象征的标号、标语和徽章,纳粹主要标志――希特勒头像更是严禁使用。德国教育法规定:历史教科书必须包含足够有关纳粹时期的内容。

上述德国这些直面历史、认罪忏悔与建立相关立法的举措令人欣慰,它体现了一个犯过罪行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为国之道;然而亚洲的日本却没有这样做,相反一直在掩盖战争罪行,并将战犯视为神灵供奉着,更无视远东国际法庭的判决,直至今年2月日本某市长还在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事实。是可忍孰不可忍!“奥斯维辛”作为“世界人类文化遗产”,警示千秋。历史悲剧不能重演,日本必须向被侵害的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认罪、忏悔与赔偿,必须汲取历史教训,端正为国之道,不再伤害被侵略、被屠杀国家人民的感情,走和平发展之路,才能取得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谅解。(冯霄 / 文  于世文 /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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