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告诉记者，这些因为工业等人类活动产生的、燃烧不完全而排出的小粒子，本身由一定的二氧化硅和碳组成。也就是说，在它们“出生”的瞬间，可能是清白无害的，唯一的特点在于太小，太多。然而，相同质量浓度下，颗粒物越细，数目更多。比起PM10，PM2.5的表面积要大好几倍，吸附空气中的毒性物质就会更多。
当PM2.5吸附了致癌物，就有致癌效应；吸附了致畸物，就有致畸效应。它通过下呼吸道，进入肺的深处，而它携带的有害气体、重金属就溶解在血液里。
魏复盛表示，目前学界对PM2.5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种是通过研究其吸附的成分对人体细胞的影响入手，一种是不计成分，单纯对一定浓度的、可能混有多种成分的PM2.5入手。“现在已经肯定的是，浓度越高，对人体的危害越大，但由于这涉及长期的、大规模人群实验，具体的量值和对人体具体的伤害，还没有准确数据。”
由于PM2.5更容易在老人和孩子身上“发威”，研究者们很关注“凶手”接近他们的可能。一项研究表明，北京市城区交通干道附近居住的儿童PM2.5个体暴露水平较高。而发表于2008年9月的一篇论文，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资助项目，测定北京某社区冬季时老人在污染物中的暴露水平较高。
施一公2008年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的岗位上辞职回国，现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但这两年来，他的心情“一直随着空气质量的好坏而变化”，因为“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在他看来，污染的空气对幼儿的发育、智力、健康都会有不良影响。可怕的是，这些影响一般不会在几个月甚至几年内被明显察觉到，也许有些长期受到空气污染的人一辈子都不会觉察其影响……最为可怕的是，普通老百姓对空气污染没有足够的意识，一般情况下也不会主动诉求。而对患者，很难确诊是否由于空气污染引发病变。
他表示，空气污染比其他的污染危害更大。首先，受害人最多。除非生活在过滤器里，所有人都会受害。其次，几乎无法防护。我们担心水污染时，可以加装一个有害物过滤器；担心食物安全时，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安全的食物或洗干净后再食用。对付空气就没有办法了，因为空气无孔不入、无处不在。最多就是在办公室和家里装上空气过滤器，但效果有限。
怎样“缉拿”PM2.5
PM2.5无所不在，但人不能生活在罩子里。公众们希望，至少知道“对手”的力量以求自保。
刘昌峰在位于北京的一家世界500强企业上班。业余时间，他带着检测器，去比较地铁、出租车、公交车、骑车的4种交通方式。他发现，地铁上没有二手烟的危害，没有地面上汽车尾气的排放，因而PM2.5数值最低。于是他放弃了每年春秋两季的骑行，尽量乘地铁。他发现封闭的写字楼里PM2.5的数值尚可，午餐时放弃外出吃饭，就在写字楼的地下二层用餐。他还给自己的家里种了27盆绿色植物，虽然他心里清楚，这也没有多大用处。
这台检测的仪器是他从达尔问自然求知社（微博）借来的，在刘昌峰看来，这台仪器受湿度的影响，分辨不出来空气中的小水珠和微尘。所以他们准备换一台设备，使得这种测试朝着更加科学的方向发展。
潘小川是致力于研究环境与公共卫生关系的专家，为保证其研究数据的精准，他的研究团队采取“最原始”的方法“缉拿”PM2.5。
这个方法就像用“虾笼”捕捉“猎物”：研究者们采用专门的采样头，这是一种滤膜，表面有一定的入口，大的颗粒进不来，只有“小鱼小虾”才能被捕获进来，进来了保证其出不去。把这个“虾笼”放置在采样点24个小时后，拿来称重，多出来的重量就是小颗粒们的重量。
潘小川表示，用目前流行的检测仪等设备进行测试，从技术条件上来说并不完善。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大气化学研究中心主任庄国顺告诉本报记者，我国对PM2.5的检测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经济上都没有难度。技术上完全可以与成熟的国际技术接轨，专业的检测设备每台约10万元，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配备这样的设备完全是有能力的。
对PM2.5的缉拿和判罪，其实不是新鲜事。魏复盛曾任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总工程师，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展了空气污染对呼吸健康影响的研究。他告诉本报记者，当时美国尚未制定PM2.5的相关政策。
魏复盛告诉本报记者，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PM2.5研究主要从学理角度出发，美国的卫生部门和环保部门极力主张制定PM2.5标准，但产业部门和企业家们都反对，政府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因为一旦制定标准，标准确定将PM2.5纳入治理范围，意味着企业和社会都要付出更高的成本和代价。环保部门为搜集证据，花了很多钱和精力去进行相关研究。
魏复盛说，美国制定PM2.5标准的博弈持续了近20年。
来源：《中国青年报》 编辑：马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