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能否“扶起”摔倒的老人？
几年前南京彭宇案的判决引起公众质疑，现在天津许云鹤案再次引发公众探讨。一系列“糊涂官司”的发生，给社会道德带来很深影响，不少公众坦言难以再向摔倒的老人伸出援助之手。是道德缺失还是司法无力，法律界有关人士就相关法律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乐于助人”“见义勇为”不应受个案影响
“许云鹤案的一审判决以及几年前南京彭宇案的判决，确实对公众心理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北京市法拓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昊表示，这些案件毕竟只是个案，不能成为人们“见危不救”“摔倒不扶”的借口。
刘昊表示，一些公众可能高估了出手救人的风险。法律的举证原则是“谁主张谁举证”，如果受害人认为施救者就是侵权人，必须要拿出证据来证明施救者的过错。“仅仅由于我伸出援手就认为我是侵权人，这只是一种主观臆断，不能做这样的推定。”
万一好心施救真的被起诉了，刘昊建议，可以请目击者来作证，同时检查事发现场有没有摄像头，是否有视频资料。另外，在救助过程中可以用自己的手机拍照固定证据，及时与公安机关、医院联系寻求帮助，并积极协助寻找真正的侵权人。
刘昊还认为，法院遇到类似这种各执一词又缺乏证据的案件，在审判时要慎之又慎，在无法判断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在依法作出审慎判决同时，还必须对判决的理由进行合乎法理的详细阐释，不能让公众产生太多质疑，避免因为判决本身的含糊其辞或其他错误造成舆论的质疑。
道德和法律，究竟谁撞了谁
现行法律虽无法超拔于社会习俗存在，但法律对于引导甚至重塑社会文明、道德规范，是能助一臂之力的最近，这样的事件发生多起：老人倒地无人扶，旁边是一群保持安全距离围观的路人，有人想伸手搀扶，又有人出言阻止……
无数人在发问，我们的社会道德怎么了？
值得分析的是，为什么法律会有“从常理分析”得到“必然”、“定然”的推断？“常理”不正是社会道德现状的反映吗？
法官眼中的“常理”是，如果不是你撞的老人，自然不用扶，更不用送去就医。可悲的是，我们在现实中的感受，确乎如此——活雷锋，毕竟不是社会的常态。而同样的事情，倘若发生在一些文明程度高的国家，路遇病患或需要帮助的人，几乎总有人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或许，这是因为他们没有承担法律责任的后顾之忧，不会有“不是你撞的你就不必扶”的“常理”——就像新加坡的惩罚机制规定，被援助者如若事后反咬一口，则须亲自上门向救助者赔礼道歉，并施以其本人医药费1至3倍的处罚。
那么，法律和道德，究竟是谁把谁给撞了？这就像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一样难以定夺。事实上，社会秩序本来就遵循着一个从习惯到习俗、从习俗到惯例、从惯例到法律制度的发展过程。
不过，现行法律虽无法超拔于社会习俗存在，但法律对于引导甚至重塑社会文明、道德规范，并不一定存在冲突。比如，倘若法官能坚持不受舆论干扰，坚持“谁主张，谁举证”以及“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等司法原则，而不是轻率地推出一个证据模糊、是非含混的判决，那么，恐怕给社会道德走向带来的负面效应要轻得多。
如果更进一步，在社会道德摇摇欲坠的时候，请法律出手援救呢？曾经从戴安娜车祸纠纷中获悉，英国设有“见死不救罪”：如果“没有对涉险人士予以协助”，就会面临法律惩罚。为了匡扶社会道德与正义，立法能否助一臂之力？如果见义勇为有奖，而见死不救可能涉嫌犯罪，那么，被摔倒的社会道德或能有被扶起的可能。
依靠法律拯救道德，确实不得已。法律只是扶助道德之一途，在经济急剧增长、城市不断扩张中，曾经倚仗熟人社会道德压力来规制行为的文化传统，正岌岌可危，在情感约束越来越少的“陌生人”社会里重建道德规范，我们还任重道远…… 新华时评：扶危济困的善念需要共同维护
天津“许云鹤案”尚未尘埃落定，福州、武汉等地接连发生的老人摔倒而无人帮扶事件，再次引发热议。综观这些议论不难发现，仅从道德和心理角度来看，几乎没有人对路遇伤病者应及时施以援手持否定意见，所谓的“纠结”在于，救助伤病者的行为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影响人们对助人后果判断的最直接因素，当数1年多前南京彭宇案的结果和今年6月天津许云鹤案一审结果。在这两起案件的审判中，人们都看到了法院“疑罪从有”的断案思维和对“和稀泥”式审理结果的追求。如此司法行为，即使被告人最终不承担任何经济赔偿责任，也会让人们担心惹上耗时费力的官司而对救助他人心生恐惧。
诚然，司法活动不应被舆论左右，道德审判也不能取代法律裁决，但司法活动如果偏离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轨道，显然与国家设立司法制度的初衷相悖。“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司法工作的基本原则，不容有丝毫扭曲。 在证据不足、事实不清的情况下，以所谓的“常理”为基础推断出的判决，也许在个案中有利于年迈体衰的“弱者”一方，但从社会普遍意义上审视，必然伤及社会公平正义，使其他年迈体衰的“弱者”在身临险境时因缺乏及时救助而险上加险。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因老人摔倒而起的纠纷中道德审判越位问题。以“许云鹤案”为例，在纠纷乍起乃至法院尚在审理的情况下，“‘彭宇案’重现”“好心司机救人反被诬”等“标签”便频频见诸一些媒体，发言者的主观随意性不亚于彭宇案、许云鹤案的一审判决。脱离事实依据而随意挥舞的道德大棒，既可能干扰司法、影响案件审理质量，也容易强化“好心没好报”的负面预期，放大社会道德滑坡。
应当看到，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不会因为时代变迁而过时，更不会因为不时出现的“救人官司”而失色。从长江大学勇救落水少年而献出生命的3名大学生到只身赤手承接坠楼女童的杭州“最美妈妈”吴菊萍，再到“7·23”动车事故发生后奔忙在救人现场和献血路上的温州市民，无数英雄的义举让人坚信，扶危济困、助人为乐仍是社会主流，善念与真情依旧蕴藏众人心中。
被救者对救人者发生误会并不可怕，怕的是“讹人”与“逃责”之间的恶意对抗。化解这种对抗，需要以司法为代表的公权力秉持原则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也需要人们在纷纷扰扰之中保持冷静与理性，进而共同悉心维护好扶危济困的每一丝善念。
来源：新华网 编辑：马原
